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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要人物,亲爱的”
来源:河南文艺出版社 | 时间:2019年02月27日

文/东西 

如果向作家们发一次问卷:“什么是你写作中最兴奋的?”那答案肯定不止一个。有的人为结构熬白头发,有的人为字词拈断胡须,有的人为命运彻夜不眠,甚至有的人为写得更长、更像史诗得了肺结核。法国作家彼埃蕾特・弗勒蒂奥坚信她母亲的教诲:“要让人看懂,就要写短句。”于是句式成了她写作的鸦片。海明威为了不写废话,主张站着写,要是用他这种方式去写福克纳的小说,不患关节炎那才叫怪。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由于福克纳的句子过长就不是好作家,只不过是作家们的兴奋点不重合。

那么,写人物会不会是作家们一致的兴奋呢?一点儿也不敢肯定。有的作家为了表现物对人的占领,通篇没有一个人物。韩少功先生的近期短篇《八一室故事》,也始终没让主人公出场,而只写主人公住房里的用具。这种反人物的写法,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以塑造人物为己任的作家,洋洋几万言甚至几十万言,尽管把人物的资料凑得比人事档案的记录还齐,但读过作品之后,你就是记不住那个人物,既看不到心理动机,也不知道台词的来由,更别想在读者的心里留下擦痕。所以,写不写人物并不是评判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作家只要把人物写好,那就准如给自己挂了一块金牌。

看看我们所推崇的文学大师,哪一个的笔下不站着一排人物?那是一些不朽的人物,他们比作家的寿命还长,影响更为深远,一般的读者甚至可以不知道鲁迅,却知道阿Q;不知道托尔斯泰,却知道安娜・卡列尼娜……我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发现“约翰・克利斯朵夫”变成了作家,这个笔误可以说是对罗曼・罗兰最高的奖赏。前些年,有几个在文学教科书里被封为大师的作家去世了,我们在缅怀他们的同时,掰起指头数他们塑造的人物,凡是塑造了人物的我们就称之为真大师,凡是没有塑造人物的就被称之为伪大师。只要把作家放到人物这杆秤上一称,你就知道有多少作家被淘汰。可见,作家写人物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至少有被流传和不朽的可能。但是,回望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小说,却没有几个人物能让人记住。难道这些智力过人的作家们连写人物的常识都没有了吗?

好像不是。因为作家们有更紧迫的任务,比如要揭露,要控诉,要反思,要对中国文学进行形式上的启蒙;要宣泄、要反腐、要小资、要玩酷等,使塑造人物这一常识性问题被多数作家忽略。不可否认,这其中的部分作品曾给读者带来过巨大的惊喜和感动,许多评论家也为此欢呼。但是,当小说代替新闻的时代结束之后,当各种创作技巧都演示了一遍之后,作家们再向哪里去要好作品?写好人物无疑是一个最可行的办法,这就像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奢华之后回到朴素。

对塑造人物的忽视,不光是作家们的罪过,其中也有市场和文学杂志过剩的功劳。那么多的文学刊物,每天都需要填充版面的文字,写不写好人物绝不是当务之急,关键是能够打字。王朔当年说凡是女作家只要能写出字来就是作品,而一写出稍微像样的作品就是名著,这话现在完全可以延伸到男作家们的身上。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广种薄收,低成本运作,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版税,作家们难免以次充好,急着编故事,哪还有闲工夫琢磨人物。另外,这么些年来,也很少有评论家敢浪费笔墨,详细地分析某篇作品中的人物,他们宁可鼓励作品里的概念,鼓励作家的为人,宁可给作家们分门别类,也不愿意去鼓励作家们塑造人物。

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不会不写到人物,就是写故事也离不开人物去实现。问题是,作家们是以人物来构思故事呢,或是为了讲故事才涉及人物?如果把写好人物放在首位,那就不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在说一个人物的是非、短长,有时甚至可以忽略时间和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加缪笔下的局外人能够打动读者的原因。哪怕像阿Q拿着偷来的萝卜跟尼姑狡辩:“这是你的?你能叫得它答你么?”这么短短的一句,也是作家深思熟虑之后的下笔,它足以塑造阿Q耍赖的性格。而今天,造成文学人物大面积缺失的原因,作家欠功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作家们根本不以塑造人物为己任,而是以堆砌字数换稿费为目的,写出来的人物要么太符号、太扁平,要么就是太苍白,故事讲完了,人物却没立起来,只留下一个平庸的姓名。

但是,要写好一个人物多么不易。简单地写写忠、奸、善、恶,那不过是在重复古典或武侠小说里的伎俩。那些人物代表人类的基本情感,仿佛矿石的表层,每一个作家都有可能在上面捞到好处,却没有创新的喜悦,要靠这种类型化的人物,去打动见多识广的读者,难度不小。我们缺乏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大路货,而是那些躲在心灵深处的,需要我们不断勘探和挖掘的人物,他们和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却生活在心灵的“秘密地带”,也许是心灵的一闪念,也许是神经末梢的震颤,就像鲁迅的阿Q和孔乙己,纳博科夫的亨伯特,陀思陀耶夫斯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卡夫卡的约瑟夫・K,加缪的默而索,凯尔泰斯的柯韦什……这些人物不是挂在墙上的画,供我们欣赏;不是窗口外面行走的某某,供我们观察;而是一面镜子,只要我们一看,自己就在里面。我的身上,既有阿Q和孔乙己的秉性,也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寻找借口的能力;有聂赫留朵夫似的忏悔,也有约瑟夫・K的原罪;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我会有柯韦什的快乐;在悲伤的时刻,我也有默而索的走神。他们就像人的各个侧面,被放大了,让敏感的读者面红耳赤。

所以,文学作品中缺的不是人物,而是缺那些解剖我们生活和心灵的标本,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那一部分,如果达不到这一水准,那我们充其量也就是在对人物进行素描。许多作家以为自己塑造人物了,其实他只不过是在素描,津津乐道于主人公的服装、别墅、轿车,详尽人物出入的场所,喝的什么饮品,与什么似乎都有关系,就是跟我们的心灵没半点儿重合,这是塑造人物的天敌,必须引起足够的警觉。

而作家们真要写出几个好人物,拼的是眼功、脑功加坐功,拼的是时间和毅力,需要细心体会,感同身受,愿意把自己当一部生活的接收机、情感的试验器,这才是真正的身体写作!福克纳写一个人进入大宅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他这样写道:“好像他在跟踪自己。”而我们的写作其实就是跟踪人物,那个人物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心灵。

起码近几年,我会像彼埃蕾特・弗勒蒂奥把“要短句,亲爱的”挂在嘴边那样,会不时提醒自己:要人物,亲爱的。

以上节选自:《我们内心的尴尬》,东西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小说家的散文”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