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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时间与绵延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3月01日

  文/格非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时间的沉思。

  在19世纪中期之前,全世界的人都以太阳所处的位置来规范当地时间。传统社会的时间是一种非均质时间。也就是说,在晨昏朝夕和四季流转中,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因为没有电,到了晚上我们不得不很早就上床睡觉。在迟子建生活的东北地区,冬天至少有两到三个月时间无法耕作,人们只能待在家中等待冰雪融化。而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星期天的意义与一周的其他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到了现代社会,时间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会议对时区的划分,标志着现代人对时间进行整体管控的开始。随着科技的进步,今天的时间已经变成了均质性的时间。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可被利用的,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任何时间段中展开工作,不论是夜晚、假日,还是冰天雪地的冬季。时间是统一的,可计算的,可测量的,因而也是均质的。

  均质时间的出现,也永久性地改变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链。过去的作为,导致了现在的处境,而现在则孕育并预示着未来。从表面上看,这个时间链是连续的、光滑的、逻辑严密的,但实际上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一种现代性的时间焦虑。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个现代性的时间链是一个自动化的流程,在很多人匆匆度过的一生中,甚至连一天都没有活过。我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而进行着无穷无尽的、提心吊胆的准备,并最终像一盏油灯那样耗尽了自身。

  西方的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抗时间焦虑的一种象征性努力。比如说,乔伊斯和普鲁斯特试图重建非均质的时间,通过时空的压缩和延展来重现时间所带给我们的自由。柏格森将这种非均质的时间称为绵延,比如说波德莱尔和本雅明通过笔下的“闲逛者”或“游手好闲的人”来对抗现代资本主义时间的功利性。最极端的例子也许是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之一班吉是一个白痴。在白痴的世界中,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换句话说,也只有白痴,才能真正摆脱现代时间的掌控。

  在对时间的沉思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给我们留下极其丰富的遗产。儒家的积极入世,道教和佛教的忘世和出世,都为我们思考时间和生命的意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在儒家思想看来,个人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生存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世俗意义上的功成名就,而是要成就生命的美德。《周易》中所谓的“原始反终”,所强调的恰恰是生命的完成,而在人的一生中的每一个瞬间,生命的意义都是可以实现的。这样一来,儒家思想将生命时间的长度量,转化成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强度量,从而克服了对于未来的忧惧,并发展出一种重现世、重人情、重生命感悟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到了近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鲁迅在面临非存在的威胁时,依然以非凡的道德勇气,将绝望判定为虚妄,为希望和未来保留了空间,并催生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强大的行动意志。我始终认为,鲁迅对于绝望与希望关系的深入思考,是他对20世纪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