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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菇圈》:生命与自然的神性演绎
来源:《阿来研究》 | 时间:2019年03月19日

  文/蔡洞峰

  阿来的作品《山珍三部曲》是当代生态文学中一部优秀的启示性作品,其中《蘑菇圈》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发表于《收获》杂志。这是一本描写藏区人与自然的书,如同我们意识到的那样,阿来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延续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通过生态叙事来反思人的精神生态失衡和人性的危机,致力于重建精神圣地。阿来在《序》中写道:“写作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设之物是珍贵的食材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

  如果从宏观着眼,我认为阿来的《蘑菇圈》的意义在于以独特的视角连接了人与自然、文学与生态的关联,藏地的宗教、民俗、藏民生活与内地形成一定的反差,从而在当代生态文学中独树一帜。阿来在《蘑菇圈》中对藏地自然生态的书写,以及对自然神性的展示,人性的光辉与神圣,给我们对那些被遮蔽的陌生时空里的选择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惊喜。

  

  阿来是在藏地生活的藏族作家,与当地的自然、民俗融为一体,对那里的历史与生活了如指掌。《蘑菇圈》是对藏地自然一段历史的自然记录,同时也是阿来面临现代性语境下的自然生态危机困惑的一次写作:“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这不是阿来一个人的困惑,自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无可避免地被转入现代性进程之中,文学也深度介入其中。在现代性语境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审视,在革命意识形态叙事中,人作为主体性存在,自然属于被征服的对象。而生态主义则消解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建构,就小说写作而言,当作家重新叙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是想解构这一主题或“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自然生态叙事,不是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怎样”,而是告知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怎样”。如果用这样的句式表达,也即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不是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怎样,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怎样。从历史的恶中反映出人类的善,这是阿来的《蘑菇圈》:“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阿来将历史涂抹上另一种色彩,或者说是一种隐喻:“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但由此带来的困惑是:“机村人不明白的是,这些导师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沉溺于口腹之乐。有一户人家统计过,被召到工作组帮忙的斯炯姑娘,端着一只大号搪瓷缸,黄昏时分就来到他们家取牛奶,一个夏天,就有二十次之多。”

  因此,我们不妨说,《蘑菇圈》不是写“蘑菇与山珍”的小说,而是写“人”的小说。如果我们追溯到现代文学的传统,可以发现阿来的《蘑菇圈》有着明显的谱系,那就是“五四”以后形成的“鲁迅传统”,如同萧红的《呼兰河传》,鲁迅的末庄、鲁镇,以及莫言的东北高密乡,他们都属于将一个特定的地域作为参照系的写作。在这样的小说文本结构中,“地域性”处于文本的中心地位,人物则属于“地点”的组成部分。作家阿城曾经这样说到莫言创作独特性的形成,他认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之所以个人化特点鲜明,在于莫言处于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所以他没受像北京这种系统教育,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这些东西。”这对我理解阿来的创作也颇有启发,阿来生活在藏区,与中原内地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习俗,其文化生成不同于内地作家的生态文本,将自然的神性纳入文本中,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期待。

  从文本内容来看,这部作品以藏区山珍特产蘑菇(松茸)为主线,牵动着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价值观和历史事件,由此引出时代的变迁和人性善恶之流露。阿来这部小说时间跨度有半个世纪,对藏区风物特产的奇异想象,蘑菇(松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为一种符号和标签来考量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性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同时,“工作组”与当地藏民的互动,表征了文明与落后,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这种文明与进步在作家看来是可疑的。

  《蘑菇圈》中,代表文明与进步的现代性对机村青年人构成巨大的诱惑:胆巴离开了,桑吉和他的姐姐都到外边读书去了。盛产蘑菇的古老的机村处在这个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藏区的“人”的观照,但是,在阅读文本中可以发现,“人物”在《蘑菇圈》中已经消隐在“造化万物”之中,本身淡出而成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环境”描写是为了塑造“典型人物”的,那么在阿来作品中,人物/环境都是融为一体的。天地――神――人――植物――鸟兽万物齐一,甚至可以达到相互转化的地步。“它们就在悠长的布谷鸟叫声中,从那些草坡边缘灌木丛的阴凉下破土而出。像是一件寻常事,又像是一种奇迹,这一年的第一种蘑菇,名字唤做羊肚菌的,开始破土而出。那是森林地带富含营养的疏松潮润的黑土。土的表面混杂着枯叶、残枝、草茎、苔藓。软软的羊肚菌消无声息,顶开了黑土和黑土中那些丰富的混杂物,露出了一只又一只暗褐色的尖顶。布谷鸟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鸣叫的,所以,长在机村山坡上的羊肚菌也和整个村子一起,停顿了一下,谛听了几声鸟鸣。掌管生活与时间的神灵按了一下暂停键,山坡下,河岸边,机村那些覆盖着木瓦或石版的房屋上稀薄的炊烟也停顿下来了。只有一种鸟叫声充满的世界是多么安静呀!”

  可以看出,大地、蘑菇、布谷鸟、神灵与机村的炊烟都是相互关联,互为主体而融为一体的。这种自然万物之间互相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例子本身就成为构成小说文本审美特征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有这种观念,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互相依赖、在天灾人祸的非常历史时期,斯炯依靠自然赐予的蘑菇救活自己家人和村民,文本对自然与人性的描写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获得一种“神性”,一种因果轮回和天人合一的苍茫至境。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提出了人类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和平等的心来真正体验自然、对话自然,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到秋天里就挂起了大大的漂亮的野樱桃,一球球地垂下,像朝四面射去的光芒。它们并不好吃,但为了感谢大自然的缘故,我尝了尝它们。”[1]梭罗的叙述建立在生态伦理主义的基础上,而在阿来的《蘑菇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在最早的蘑菇破土而出时的夜晚,机村人几乎用一种宗教仪式来品尝蘑菇,藉此感谢自然的赏赐:“这个夜晚,机村几乎家家尝鲜,品尝这种鲜美娇嫩的蘑菇。做法也很简单。用的牛奶烹煮。这个季节,母牛们正在为出生两三个月的牛犊哺乳,乳房饱满。没有脱脂的牛奶那样浓稠,羊肚菌娇嫩脆滑,烹煮出来自是超凡的美味。但机村并没有因此发展出一种乐都彩票美味的感官文化迷恋。他们烹煮这一顿新鲜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然后,他们几乎就将这四处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遗忘在山间。”。

  因为“生态”主题的出现,所以原本的人与人“阶级关系”这一叙事层面被人与自然关系所取代,“生态自然”在《蘑菇圈》里获得了战胜“历史”的地位,甚至所谓的“阶级斗争史”被纳入了“生态自然”的论述框架,这之间的驳诘、对话耐人寻味。

  阿来对文学建构社会历史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文学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古往今来,文学是在反思社会,但文学只是从审美的文学的角度建构秩序。砖瓦匠是砖瓦匠,他们之外还有建筑师,建筑师是有思想资源的。所以很多时候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里,别的学科思想领域也在解读社会,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建构社会秩序。”阿来始终着力表现藏地题材,通过文学连接自然与人文。过往的历史以及现实的当下。阿来多年来执着于对藏地文化的探究,对民族命运的探索,以及对文学创作语言的创新实践。

  无容置疑,一个作家的语言与其自身先天禀赋有密切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很难讨论作家语言风格形成的渊源。但语言的文化特质是在后天创作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作家个性特质。《蘑菇圈》的语言,非常类似于《尘埃落定》和《空山》。整部小说中,没有多少语言的修辞。语言简洁流畅,毫无辞藻堆砌之感,具有非常明显的流动性。比如在《蘑菇圈》的开始部分有这样一句话:“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间突然就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句子前递后接,中间都是动词名词勾连,自然流畅,宛如流水。在行云流水的语言叙述中,作者始终在场发言,所有人物的叙述都是作者一人完成,没有引号。也许,这是阿来独特的叙述方式,让文本的内容决定语言的形式。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蘑菇圈》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地点是一个居住二十多户人家的藏地小山村。叙事时间跨度非常大,从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起始,直到21世纪的当下,故事前后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作为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始终关注着自身的文化民族身份,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围绕着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问题。

  《蘑菇圈》从生态和伦理的视角来反观藏地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藏地的文化、宗教和人的问题。他的写作是想呈现一个真实的藏区,以纠偏外界对藏族的误读:“不依照一个民族、地域文化本身的样子来理解它,而用一种想象性的建构来表达就是‘东方主义’。今天在全世界来讲,藏族文化是被‘东方主义’通过想象建构的最厉害的。那么我们的文学书写是顺应这样一种倾向,还是回到文学本体?”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作家对世界的看法,二是作家通过观察世界所形成的文化积淀。不管怎么说,阿来非常熟悉藏区的生活,情感的表达很细腻,人物语言性格把握到位,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最根本的是,写出了历史的荒谬对藏地自然和人的摧残。侧重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如何在生存绝望里变形,以及绝望中人性光芒的闪烁,现代生活所带来的人心的变化和欲望如何侵蚀着边地远古的纯朴之风,这些,都有血有肉,力透纸背,不是生硬的演绎,而是天然的流动。就像一幅画,精妙地描述了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与人精神的变迁,以松茸这样的特产作为入口,把一道难忘景观还原了,给人久久的感动。

  从比较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将阿来的《蘑菇圈》归入“生态小说”和“乡土小说”类型,或者称作“乡土生态小说”,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因为阿来的文本契合了此类命名:“一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一些经济强国相比,并没有大面积进入后现代,二是在于一切生态原本都是乡土的、自然的,即原始生态就是乡土;”因此,在作家创作意图中,要凸显“人与乡土关系的原初性、自然性和精神性。”要求作家“从狭隘的‘自然’、‘环境’关注,进入深层次的价值考量和批判。”从阿来作品中,其文本内部一般有这样的模式:生态和谐――外力(权力)强势侵入――神性消解――人性堕落――自然破坏――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关系重构,其所倾向的是对外来政治文化的批判,由此揭示出神性解构下的恶欲膨胀、愚昧无知,从自然生态的破坏关注到人的精神生态,在神性与人性的隐喻观照中,将历史的荒谬性在这里落下最浓重的一笔。《蘑菇圈》里的斯K,从政治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

  小说所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斯K发生的那些故事,究其根本,皆属现代性所赐。而斯K作为自然神性的守护者,也是出于人性逻辑的本能维护,更突出地体现在她冒着政治风险毅然出手救助落难的吴掌柜的行为之中。所谓道不远人,斯K在进入工作组之前,在吴掌柜旅店帮佣。在饥饿时期,早已回到老家的吴掌柜,为了活命,一个人努力挣扎着返回了机村:“我想我只有走到这里才有活路。山上有东西呀!山上有肉呀!飞禽走兽都是啊!还有那么多野菜蘑菇,都是叫人活命的东西呀!”问题在于,返回机村寻找生路的吴掌柜,却被迫隐藏起来依靠煮野菜和蘑菇维持生命,既缺盐,也少油。只能求助斯炯给予帮助,在这个时候,从一种本能的人道情怀出发,偷偷地给吴掌柜送去盐与油,虽然自己家也很穷。虽然说斯K的救助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吴掌柜最终的悲剧命运,但困境中一种心灵慰藉作用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异常贫瘠的“革命”岁月里,斯K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着独属于她的那个蘑菇圈的滋养方才得以度过困厄的。“为什么人只为活着也要放下罪过。”[8]则揭示了当时历史政治的荒谬,所有自然生态的危机都是人的精神生态危机。文本中流露出许多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包含了许多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观点。因此,阿来无形中流露出对藏地自然生态和淳朴民俗的维护和外来强力破坏的愤慨和嘲讽。

  

  阿来的《蘑菇圈》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路向,就是以一个特定的区域(藏区/机村)来折射出一个时代,阿来在其的几部小说中致力于揭露权力运作对一个地区自然生态和人文精神生态的摧毁和破坏,同时也成为展现区域民俗的舞台。但这种固定化的创作模式和对社会的理解,也可能会影响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

  阿来的小说描写时间跨度很大,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过去”和“记忆”的叙述。而“记忆复现的心理过程,是虚构和叙述语言展开的过程,带有鲜明的人格色彩。记忆是可以淡化和遗失的,而现实生活呈现了创作的广阔道路。”当然,任何一种个人生活方式都可能成为一种局限,阿来小说创作无疑受到他生活地域和眼界影响,同时也有着西藏民族文化、民族思维和审美特征影响,内心深处流露出对民间藏民族文化的维护和外来破坏的愤怒和嘲讽。

  在《天火》中,机村的圣湖色嫫措中的一对金野鸭使得机村风调雨顺,机村人则保证给予金野鸭它们“一片寂静幽深的绿水青山”。机村人对自然的索取只是做饭煮茶、盖新房等。而在功利和仇恨为动力的时代,伐木队来了,导致大片森林消失,森林失火,汪工程师献上妙计炸湖灭火,导致湖底塌陷,金野鸭受惊飞走……文本结尾以外来汉人救林的名义却是毁林的事实成为一种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破坏的隐喻。

  《蘑菇圈》中,阿来同样执着于表达类似的主题,在写工作组进入机村后,以新观念来开发自然资源,实则是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基于这种新思想,满山的树木不予砍伐,用去构建社会主义大厦,也是一种无心的罪过。后来,机村的原始森林在十几年间几乎被森林工业局建立的一个伐木场砍伐殆尽。”而现代文明使文化地域的神秘性消失殆尽,蘑菇圈本身也代表着一种神秘,最后被外来人发现也成为一种文化寓言,文章结尾处,丹雅的公司利用GPS、摄像机等现代科技工具找到阿妈斯炯的蘑菇圈,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文章结尾以阿妈斯炯和儿子的对话“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放到阿来创作的漫长谱系中来看,这些小说连同《蘑菇圈》就共同讲述着一系列“神性”失效、神性“溃散”的故事,人与神性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从弱式文化的层面展示藏区文化和风情,生存的艰辛和民风的纯朴和人性的高贵,从文学的立场来确立生态自然之间的平等,憧憬人文关怀和生态关爱,在这些生态和人文灾难背后曲折地树立一个“焦虑的主体”隐藏在文本的背后,这个主体不断揭露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灾害的根源与实质,即非人文性的麻木扩张和人性的贪婪、以及资本权力操纵和介入的结果。这是阿来生态小说给人的启示。疗救这种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在作家看来似乎要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活力,藉此纠偏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端,可以说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寻找适合自身现代性转型的一种曲折求索,这种求索在沈从文那种用湘西边地文化去激活中华文化生机的策略中也已见过。

  阿来在创作《蘑菇圈》时说过:“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从这个角度而言,阿来的文学理想来自对主体性的反省和对人性的美好憧憬,因此阿来在《蘑菇圈》中,将生态问题关注的视域从自然视角“提升到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高度,注视一切生命的自然状态与精神状态,在拯救地球与拯救人类灵魂的高度作出审美观照”,这样的视角是对生态主题的升华,超越了单纯的对现代性进程的批判。所以,正如阿来自己对作家的地位:

  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和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只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

  阿来的《蘑菇圈》就其文本与世界的关系、文本内部构成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文化阐释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