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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努力发现生活的多样性与可能性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时间:2019年03月25日

文/梁鸿

最近重新读了美国黑人作家爱丽丝・沃克的《紫色》,其中写了几位黑人女性的生活。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写的,但是到今天,当我们再读书中几位女性的命运,对于我们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依然是有价值的。好的书籍是超越时空的,其中蕴涵着具有人类普遍的某些价值,或者某些感受。不管任何时候去读,不管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去读,什么样的国度里去读,可能都会激起不同层面的思考。

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报告文学,在近七八年以来才开始兴起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其实,分析近10年或近20年中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史,非虚构思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什么是非虚构?在西方,非虚构概念是non-fiction,就是非虚构,虚构就是编造或者讲故事。当然不是说非虚构就不讲故事,它也要讲故事。

有一个美国的文学家批评家,提出非虚构的概念,说是用类似新闻的客观调查,用文学的技巧来表达人类某种道德或者是良心的某种作品。这个界定是非常窄的。

在美国,普利策奖有个专门奖项叫非虚构奖,比如非虚构小说、非虚构报道等等。中国到了近10年以来才开始有这个思潮。在2009-2010年,时任《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提出一个叫非虚构的栏目,我的《梁庄》当时就放在非虚构这个栏目下面,后来又出版了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从这个栏目开始,慢慢延伸出“非虚构”的概念。

其实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里面的真实就是生活本身。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理解文学里面的真实,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穷尽生活本身,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生活的全貌给写出来。我们所有人写的都只是一部分真实,或者说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部分真实。在这部分真实上我尽可能地把握准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真实。

当我们在说非虚构客观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每一种客观的背后都有作家的声音,这是非虚构里面的真实――只是无限可能地接近某种真实,而非真实本身。因为每一个作者都是有限度的,每一个作者都要受到自己的思想、出身背景、知识谱系的局限,受到观察事物的理解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局限性,所以说只能是无限接近某一个真实。当然,非虚构要讲究作家一定要推远、要相对的低调、要相对的客观。虚构就是编造或者讲故事,非虚构也要讲故事。

其实文学本身就是文字的编排,它不像电影全方位一下子呈现出来,文学是文字,文字是先后排序的,既然有安排,那么就意味着文学里面的即使是真实,也一定是有叙事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的“真实”,只是无限可能地的接近某种“真实”,而不是就是“真实”。 一个非虚构写作者,可能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性。但是整体的把握,并非意味着就能够去说出这个事件的全部,你只能告知大家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在非虚构写作里面,作者要战战兢兢,要非常谦卑,尽可能地进入生活里面去写作。非虚构写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到现场”。只有深入生活和群众,才明白写作的逻辑和生活中一层层像褶皱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作家才能写出生活内部的“褶皱”。

当作家用这样的态度去写作的时候,笔调和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不会有感叹号的,或者非常少的感叹号。一个写作的人首先要意识到,其实我是有限度的,是基于生活的。这也是非虚构文学和报告文学的区别。报告文学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告诉你,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是唯一的、类似于某种真理的声音,确定无疑的回答。但是非虚构文学也是乐都彩票真实的,但却是有可能性的,它告诉你:我写到的是我看到的真实,我在尽可能地接近真实,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并不是真理的所有者,我也不是真理的把握者。这就意味着在非虚构写作中,作者的位置非常重要。是站在上面俯瞰众生还是在下面仰望众生,还是坐在人群里面看人群?这个位置说起来好像有点太抽象,太夸张,但是其实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是站在人群里面看人群,那你要知道你没有高于人群,你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之一,所以你是谦卑的,你是战战兢兢地表达你所看到的东西。那如果你是俯瞰的话,那么你能够看到所有人,你能看到所有人的心中所想。

所以在进行非虚构的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的“个人视角”。因为在所有写作里面都不可避免地携带有个人性,要承认这一点再开始写作。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够意识到个人性,尽可能回避个人性。

生活内部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文学反对用一种确定无疑的结论性写作来解释生活、来书写生活。当你用一种个人的有限的视角来看待生活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生活内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哪怕是一个生活场景,不同的人来写,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通道。所以我们要警惕一些已经成为“常识”的词语,像农民工,像乡愁,像知识分子,这些大而化之的词语,都是人类为了叙说方便把它简化掉了,把很多复杂个性东西抽取掉,只取共性。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而言,我们恰恰要明白,所有概念的背后,都是以牺牲个性,牺牲多样性为代价。如果文学作品不能够把这种多样性、复杂性,把暧昧的地方给呈现出来,那就不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因为深知非虚构写作的复杂性,我在写《出梁庄记》这本书时,为了写好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我要求自己每到一个地方,至少住一个星期以上,我也尽量要求自己跟采访对象在一块吃,一块住,能“全天候”就尽可能“全天候”地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包括老人、妇女、儿童,还有梁庄在外的打工者等。因为只有把他们写出来加在一起,梁庄才是一个完整的村庄。所以说,非虚构的写作者能否真的进入到现场、体会当事人的情感非常重要。我是用别人给我讲故事的方式写出来的,不加入个人判断,但这里面并非没有我个人的声音,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把自己压下去。所以当你在听他们讲故事,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个人的观点已经出来了,所以也不要把自己打扮得像我没有观点,那都是他讲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这个意义而言,对非虚构的写作者要求更高。

我为什么写梁庄?首先写梁庄是跟个人有关系,是自己生活了20年的故乡。其次想投射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这种无家可归并不是说之前的家有多好,而是说“不管你的好家或者不好的家,不管你家是富裕的、贫穷的,它都消失了”。中国近20年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自然生态的、人文结构的统统都在变化。梁庄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中国生活文化性的一个巨大变化。我想留下一个样本,我想把这些活生生的生命给体现出来,写出来,让你们读到,让你们为之感动,或者为之流泪,为之思考。另一个层面,我想写一个大的文化标本。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这样一种人类生活、一种大规模的迁移、大规模生活的变动,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写作者重要的东西,就是把时代内部的各种脉络呈现出来,把社会场景内部的复杂性,如一片叶子上的每一个脉络般呈现出来。

非虚构作者更要是一个博学者,一定得具有更高的思想要求。不管哪个国家的非虚构作品,实际上都是乐都彩票这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生活书写。一个事件出来,如果用非虚构的方法来写,都是非常重要的、关乎民族、生活内部的重要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的观点、价值观、理解力是极为重要的。非虚构写作者并不容易。哪怕只写一个人、一个故事、一种人生,背后也一定是跟整个人类的生活相关联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说非虚构写作中“主观的真实”时,并非意味着没有真实,而是说真实是用来无限接近的,而不是说真的就可以做到真实。

生活内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是因为“我们貌似了解生活,其实我们一点都不了解生活。”貌似所有的生活都在我们身边。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有的信息瞬息之间到达我们的手机上,我们通过手机新闻,通过公众号,通过私聊、群聊,了解各种各样的事件。好像我们的内心特别的丰富。但是想一想,10分钟之后,浏览了100个新闻,我们还能记得什么呢?

我们既记不住前一分钟的哭喊,也记不住后一分钟的欢笑。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样一个看似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我们的内心是非常贫乏的。我们内心很难真的留住什么东西,或者很难真的有什么东西在你心里留下一道划痕,很深很深的划痕。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由人的精神组成的。文学虽然并没有直接对社会的改造发挥作用,但是文学一定是对人的精神发生某种作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位非虚构文学写作者都不应该妄自菲薄。要用一种平常心,在非虚构写作中,尽最大可能把社会、人类精神的某些层面呈现出来,哪怕有一个人来读,哪怕有一个人用一分钟来为我们的作品发发呆,这种作用也许非常小,哪怕是一颗微尘,只要在那,相信就一定会慢慢发酵出某种东西来,这就是文学的作用!

(整理:曾金胜)